論人類的尊嚴



我在前一章里已經討論過人類的不免一死和在動物界裏的地位,以及人類文明本質上因此而發生的後果。可是我們覺得這個輪廓還不完全,我們還需要一種用以造成一個關於人類天性和人類尊嚴二者聯合而成的圓滿觀念。噢,有了,人類的尊嚴——這就是我們所找尋的名詞!我們必須對這一點多加說明,我們必須了解這尊嚴是由什麼東西所造成,否則就會有謬誤,而失掉它的蹤跡。尤其是在二十世紀的現代和後代,我們隨時有失掉我們尊嚴的危險。


如果你一定說我們是動物,那麼你以為人類是最奇妙的動物嗎?這一點我很同意。只有人類發明了一種文明,這就是難能可貴的事情。世間也許有形式更優良,構造更完美的高超動物,如馬就是一例;其他如獅子,則有着更優美的肌肉;狗有着更靈敏的嗅覺,更馴良、更忠義的心地;鷹有着更銳利的視覺;鴿子有着更清晰的方向感覺;螞蟻有着更節儉、更有紀律、更有勞作的能力;鳩鴿和鹿有着更溫順的脾氣;牛有着更大的忍耐性和滿足性;百靈有着更悅耳的歌喉;鸚鵡和孔雀有着更美麗的服飾。最後還有猴子有着一種更好的才能,使我比較喜歡猴子而不喜歡上述那些動物。人類因有一些猴子的好奇心和聰明,所以我就寧願做人。就算螞蟻像我上面所說,比我們有着更合理、更有紀律的社會,有着一個比今日西班牙更穩固的政府,可是它們沒有圖書館和博物院,是不是?假如螞蟻或象有一日發明一個大望遠鏡,或發現一顆新行星或預知月蝕的時候,或海豹假如能有一日發現微積分學,或海獺能夠開浚巴拿馬運河,我便要把錦標贈給它們,稱它們為世界之主和宇宙的主宰。現在我們覺得很可自負,不過,這可以使我們足以自負的究是什麼東西?和人類尊嚴的精華究竟在哪裏?最好都把它探索出來。


我在本書的卷首已約略暗示過,這種人類的尊嚴是由放浪者(中國文學上所尊敬的人物)的四種特質所造成。就是:一種嬉戲的好奇心,一種夢想的能力,一種糾正這些夢想的幽默感,一種在行為上任性的、不可測度的質素。這些特質併合起來便是由美國的個人學說所蛻變而來的中國人的觀念。中國文學上所表現的放浪者是一幅極其生動的個人主義者的肖像,擁戴美國個人主義最有力的文學家惠特曼(WaltWhitman)之所以被人家稱為「偉大的閒逸者」,確是有來由的。


近乎戲弄的好奇:人類文明的勃興


人類的放浪者怎樣開始去爬上文明的山巔?他的遠大的前程,或他的發展中的智力,事先可有一些什麼徵兆?這問題的答案,無疑地便是人類有一種嬉戲的好奇心,他開頭就用他的雙手去摸索,把一切東西都翻過來考驗研究,像猴子在閒逸的時候把同伴的眼皮或耳朵撥開來,捉一捉虱,或竟是無目的地翻着玩玩。你到動物園去看一對猴子在彼此玩弄耳朵,便可意會到一個牛頓或一個愛因斯坦的前程。


人類以手去做嬉戲摸捉的活動形象,實是一個科學上的真理,而不僅是一個形象。當人類能夠把身體直立起來,變成了兩足動物後,他的雙手已得到了解放,人類文明的根基就這樣造了起來。我們甚至在貓的身上,當它們的前肢不必擔負走路和支撐身體的任務時,也常可以看見這種嬉戲的好奇心。貓和猴子都有產生文明的可能,只可惜雖然猴子的手指因為攀握樹枝,已經有了特異的發展,而貓掌依然還是一個掌——一塊塊的肉和軟骨造成的東西。


讓我暫時忘掉我不是一個及格的生物學家,而由這兩隻手的解放來考據一些人類的文明興起,因為我有幾句話要說,不過這話也許已經有人說過亦未可知。直立的姿勢和雙手的解放發生了極重大的後果。這使人類開始能夠運用器具,產生了謙遜的意識,而且征服了女人;在這方面也許還有語言的發展,以及嬉戲的好奇心,和探索本能的增強。大家都知道人類文明是由發現器具而開始,而這種發現就是因為人類曉得怎樣運用他的雙手的結果。當那隻大人猿的一部分身體由樹上伸下來時(也許因為他的身體太笨重吧),它的進化有兩種趨向,不是變成用四隻腳走路的狒狒,就是變成學用兩隻後腳走路的猩猩。由此可以猜想到人類的祖先一定不是狒狒,因為狒狒的前掌太忙了。在另一方面,猩猩至少已經能夠直立起來,因此兩隻手可以得到自由,這種自由在全世界的文明發展上,它的意義是多麼重大啊!那個時候,這人猿一定已經學會用手去採摘果子,而不必再用他的大顎。不久之後,他就居住在高崖上的山洞裏,能搬起石頭,由崖上滾下來攻打他的敵人。這是人類所用的第一個器具。我們可以想像到他當時怎樣地無時無刻用雙手去探索操縱,漫無目的地攫取着各式各樣的東西。他在漫無目標的摸索之中,偶然摸到一些尖銳的燧石或凹凸稜角的石塊,而發覺比圓形的石塊更適於鬥爭殺戮。把東西翻覆察看的簡單動作,例如:看看耳後或耳前的簡單動作,一定已經增加了他對一切東西的思考力,因而增加了他腦中的印象,於是他的頭腦的前部因受刺激而發育起來。


我相信人類對於性慾方面的羞怯觀念——這在動物是完全沒有的——其原因也是由於這種直立的姿勢。因為這種直立的姿勢(造物主在創造萬物的時候也許不曾有過這個意思)使身體後面的某些部分,立刻變成了身體的中心。而本來是在後邊的東西,現在卻在前邊了。此外還有其他不良的部位調整與這種新姿勢有關,這些不良的部位調整尤其影響到女人,使她們時常發生流產及月經方面的煩惱。依解剖學說來,我們的肌肉構造原本是根據四足動物而成。例如,當母豬懷胎的時候,它就很合理地將它的胎兒由身上的橫脊骨懸掛下來,像已洗滌乾淨的衣服曬掛在一條繩索上一樣,重量的分配非常均稱。如果要懷孕的女人直立着,正如把那繩索垂直起來,而仍希望掛在上邊的衣服保持着原來的地位。我們的腹膜肌肉是極端不適於這種姿勢的:如果我們本來是兩足動物,那麼這種肌肉一定會很適宜地連在肩膀上,而一切也比較合理稱職。對於人類的子宮和卵巢的構造有着相當研究的人,在看見這些東西能保持原來的位置並且發生了它們本來的作用,而並沒有脫節和引起更多的月經煩擾等等時,應當感覺奇怪。月經的整個神秘現象還沒有人有過滿意的解釋,可是我卻非常相信縱使卵巢里的卵子有按期更換的必要,我們敢說這種機能的現時程序實是太不適當、太冗長和太痛苦,我相信現在這些缺點都是二足的姿勢所造成。


於是便發生了女人屈服的事情,而人類社會及其現在的特徵或許也就這樣發展起來。假如人類的母親能以四足走路,我想絕不會被她的丈夫所征服。這裏有着兩種力量同時在進行。在一方面當時男女已經是閒逸的、好奇的、嬉戲的動物,好色的本能有了新的表現。接吻還不夠快樂或完全美滿,這點我們可由兩隻黑猩猩用堅硬的、突出的下顎互相接吻的情形看出來。可是有了手卻產生出一些較靈巧較溫柔的新動作:輕拍、撫摩、搔抓、擁抱,這些完全是因為互相捕捉身上的虱子而偶然發現的。假如我們多毛的人類祖宗身上沒有虱子,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不會有抒情詩之類的東西產生,所以對於這好色本能的發展一定是有着很大幫助。


在另一方面,那兩足而懷孕的母親,現在須過着長期的、微弱無力的、一籌莫展的生活。在較早的時候,當人類對於直立的姿勢還沒有完全適應時,我知道那懷孕的母親如要帶着她的重負到各處去走動,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在腳腿和後跟還沒有完全改變成功,盤骨還沒有向後突出,而使前面的負擔可以平衡的時候。在最早的時期,直立的姿勢尚是拙劣不便的,所以一個洪積期的母親一定會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匍匐而行,以減輕其背脊的疼痛。人類的母親因為有了這些不便利,和其他方面的女人的困難,於是便開始運用其他的手段,而以愛情為媒介,但因此便失掉了她的一些獨立精神。她在這種困於床褥的時候,當然需要人家的安慰和體貼啊!並且直立的姿勢使嬰孩難於學步,因此,總須經過一段長的嬰孩時期方能走路,但小牛或小象幾乎一出世就會走路,而初生的嬰孩卻要二三年的工夫才能學會。擔任養育嬰孩的責任除了母親外還有更適宜的人嗎①?


於是人類走上了一條嶄新的發展之路。廣義的性問題開始渲染了人類的日常生活;人類社會就是依據這一個事實而發展起來的。女人比其他的雌性動物——黑女比雌虎,伯爵夫人比雌獅——更有着女人特具的女性化,更始終不變地成為女性。在文明的意義上說來,男女開始有了明顯的分野。從前是男人注意修飾,現在卻是女人專意修飾了;她們第一步想必是把臉上和胸前的毫毛拔去。這不足為怪,純然是生存策略之一,在動物間尤其明顯。老虎有攻擊的策略,烏龜有退避的策略,馬匹有逃走的策略——究其目的,無非是求生存。女性的可愛和美麗,以及溫柔的和狡猾的手段,在生存目的上自有其價值。男人有着較強壯的臂膀,跟他們戰鬥是不能取勝的;所以惟有賄賂他,諂媚他,博他的歡心,這便是現代文明的特性。女人不用抵抗和進攻的策略,而用迷惑的手段,不用武力去達到她的目的,而盡力用溫柔的方法去求實現。所以總括的說,溫和即文明。我認為人類的文明是由女人開始的,而不是由男人。


同時,我也認為在說話(即今日之所謂語言)的進展史上,女人也比男子佔着更重要的地位。說話的本能在女人是得天獨厚的,所以我深信她們對於人類語言的演進,一定有着比男人更重大的貢獻。我想古代的人類一定是沉默寡歡的動物。當男性人猿離開洞穴去打獵時,鄰居的女人在她們的洞穴前無所一事,一定談論威廉是否比哈羅好,或哈羅是否比威廉好,或是哈羅昨晚多情得討厭,他性子多麼暴躁。我想人類的語言必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此外別無他途。人類以手去取食,使鄂部不必再擔負去拿食物的任務,結果使顎部逐漸低平,逐漸變小,這對於人類語言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這種姿勢最重要的結果,是把兩手解放了,使它們可以把東西拿起來觀察研究,像猴子捉虱為樂那樣,這種動作便是研究精神發展的起點。今日的人類進步大抵還須歸功於捕捉那些擾亂人類的虱子。一種好奇的本能也發展出來了,使人類的靈心可以很自由地,用嬉戲的態度去探究各種題目和社會疾患。這智能上的活動和尋索食物並沒有關係,而完全是一種人類精神上的訓練。猴子捉虱的目的,不是想把它們吃掉,而是當一種遊戲玩着。這便是有價值的人類學術和智識的特徵,對事物本身發生興趣,心中存着嬉戲的、閒逸的慾望想把它們了解。而並不是因為那種學問可以直接使我們的肚子不餓。(如果這裏有自相矛盾的話,那麼,以中國人的立場來說,我對於自相矛盾這件事是覺得快活的。)我以為這是人性的特徵,對於人類尊嚴有着極大的幫助。追求知識的方式,不過是一種遊戲:所有一切偉大的科學家和發明家,以及創立過有價值的偉大事業者,他們都是如此的。從事醫學研究的人覺得對微菌所引起的興趣比對人類更大;天文學家很起勁地記錄一顆距離我們有幾萬萬里遠的星星的動作,雖則這顆星星對於我們人類一點沒有關係。一切動物,尤其是年輕的,都有這種遊戲的本能,但也只有人類把這種嬉戲的好奇心發展到值得重視的地步。


因此,我痛恨一切的檢查員,以及想統制我們思想的機關或政府,我相信這種檢查員和統治者是在有意無意間侮辱人類的智慧。假如思想自由是人類心智最高貴的活動,那麼壓制思想自由應是人類間最卑鄙的舉動。尤里披第(Euripides)對於奴隸一詞所下的定義也就是:一個喪失思想自由或意見自由的人。所以每一個專制政體便是製造尤里披第型奴隸的大工廠。我們在這二十世紀的世界裏,在文化的國度里,不是有着很多的奴隸例證嗎?所以每一個專制政體,不問它是什麼方式,在智慧方面總是退化的。在中世紀時代,尤其是在西班牙的宗教肅清時代,更可以看得到這種現象。短視的政治家或傳教士也許以為信仰和思想的一致會有助於和平和安寧,可是由歷史的眼光看來,其結果會使人類的性格消沉下去。專制者對於一般的人民一定抱着極度的輕視,他們不但要控制一個民族的外表行為,並且也想統制人民內心的思想信仰。他們有一種很歪曲幼稚的念頭,相信人類的心智都可以適應這一種一致的規定,相信他們會依着政府宣傳官或宣傳部長的訓令,照着命令去喜歡或憎惡一本書、一首大樂曲或一部電影。每一個專制政府都想要把宣傳和文學混合起來,把那崇拜活的統治者思想和宗教思想混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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